8月25日，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办、人民法院新闻媒体总社出版的《人民法院报》，刊登了《轻罪时代的犯罪治理及其制度供给》的文章，并提到了关于构建轻罪前科消除制度的内容。

　　文章指出：目前面对大量的轻罪案件，我国实施着非常严苛的前科处罚（前科报告、职业限制、政审等），导致很多案件“轻罪不轻”，出现犯罪行为及其后果“倒挂”现象。容易把轻罪之人推向社会的对立面，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，因此有必要建立前科消灭制度，重点内容包括：

　　其一，轻罪前科消灭的适用对象。刑法应规定三年以下的轻罪犯，可以适用前科消灭制度。当然，对于某些可能被科处较低罪刑的犯罪（如性犯罪、恐怖活动犯罪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），应保持“零容忍”。

　　其二，前科消灭的后果。前科消灭后，权力机关则有义务宣告罪刑记录被注销，并恢复犯罪人受损的权利:

　　（1）免除前科报告义务；

　　（2）前科不再构成加重惩罚的量刑情节；

　　（3）任何企业、用人单位不得歧视前科消灭后的人或给予不公正对待。

　　其三，前科消灭的配套制度。现代信息网络社会，除了应消灭前科产生的“规范性评价”，还应消解前科的“非规范性评价”，故需优化我国的犯罪记录制度，即扩宽我国的前科封存，将轻罪成年人犯罪记录一并纳入，减少犯罪记录被二次传播、使用的风险；另一方面建立轻罪前科消灭主体的数据库。已被消灭前科的，数据库应有特殊“已消灭”标记，并明确未经法定许可，禁止被查询、共享、复用。

　　其实早在2022年11月2日，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官方网站理论研究板块中，文章《轻罪治理与司法路径选择》里，也提到过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探索。文章指出：我国没有前科消灭制度，已有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仅适用于未成年人。但是，现有的前科制度开始暴露轻罪附随后果“不轻”的问题。在2022年全国两会上，有代表呼吁推动刑法增设成年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。

　　在具体制度设计上，可以考虑对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被告人，对其犯罪记录予以封存。但是，若实施的犯罪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、恐怖活动犯罪、黑社会组织犯罪等危害性较大的犯罪，或者是毒品犯罪、性犯罪等再犯可能性较高的犯罪以及多次犯罪或者构成累犯的除外。犯罪记录封存之后又犯罪的，原封存记录自动解封。

　　目前，随着公安部门打击犯罪力度的加大，以及相关侦查技术手段的加强，轻罪入刑的立法逐渐完善，轻罪立案判决数量每年都大量增加。近几年，醉驾罪、帮信罪，一直呈递增趋势。2020年，法院审结“醉驾”等危险驾驶犯罪案件总数升至28.9万件。另外，自2020年10月“断卡”行动以来，“帮信罪”已成为第三大罪名，大学本科以上学历、民营企业尤其是科技公司收入较高者涉罪人数持续增加，被起诉人员中，近90%没有犯罪前科，系初犯。

　　很多人的犯罪可能只是一时糊涂，或被不法分子带入歧途，如“帮信罪”，有些还是大学生甚至不满20岁，因为社会经验浅薄，可能只是轻信他人而出借银行卡或者帮助他人转账，触犯了“帮信罪”，这些人和抢劫、强奸、杀人、绑架等重罪分子，一起贴上“罪犯标签”，在社会的被逼明司法理念和现代社会法治理念未必相符。真心希望轻罪消除制度能早日立法，让这么多深受案底影响的个人和家庭，能早日得到重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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